2016年，注定是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关键一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了G20峰会议题。利用金融工具推动环境友好型投资，成为今年G20峰会的一个重要倡议。G20峰会前夕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则被视作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我国作为绿色金融的倡导者与引领者，近年来在该领域发展迅猛。截至2015年末，我国绿色信贷额度已经超过8万亿元;绿色债券市场跃居全球最大，上半年绿色债券发行量约占全球30%;碳交易试点的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交易规模以指数级不断扩大，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建设指日可待。
然而，尽管市场普遍认为绿色金融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其在现实推广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全球范围内绿色金融体系规模仍有待进一步扩大、对于私人资本的动员能力仍然不足、缺乏有效地内化环境外部性的良方、较依赖长期投资的绿色项目常出现期限错配等等。专家认为应着力采取措施，解决市场对于绿色资产认可度不高、对收益顾虑较多等现实问题。
绿色资产占比较低
通过此次G20峰会，各成员国对于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发展的决心之大前所未有。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指出，绿色金融的发展仍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
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体系，通过贷款、私募投资、发行债券和股票、保险、碳金融等金融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导到绿色产业发展中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安排中。但在全球范围内，绿色金融体系规模仍有待进一步扩大。
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共同主持的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通过对银行绿色化、债券市场绿色化和机构投资者绿色化等议题进行专题研究后发现，目前绿色金融占全球金融活动的比重仍非常低，例如一些国家只有5%～10%的贷款余额是绿色贷款，贴标的绿色债券在全球债券市场中的占比低于1%，全球机构投资者持有资产中的绿色基础资产占比也低于1%。
此外，“虽然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包括税收、补贴和监管措施在内的许多手段来应对环境挑战，但对于私人资本的动员能力仍然不足。”鲁政委说道。
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总结称，目前阻碍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环境外部性、期限错配、信息不对称、绿色定义缺失和缺乏分析能力。
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近日撰文称，绿色金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有效地内化环境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可以是绿色项目带来环境改善的正外部性，也可以是污染项目带来环境损害的负外部性。”他认为，内化环境外部性的困难会导致“绿色”投资不足和“棕色”投资过度。
在不少国家，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许多长期基础设施项目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银行需要避免过度期限错配，难以提供足够的长期贷款。在某些情况下，同一部门下的绿色项目比非绿色的传统项目往往更加依赖长期融资，因此期限错配的问题愈加严重。
马骏建议，金融部门创新可以帮助缓解由于期限错配带来的问题。这些方法包括发行绿色债券、通过设立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收益信托进行融资，以及用未来绿色项目收入作为抵押取得贷款等。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提出，让银行发行中长期的绿色金融债券、让企业发行中长期的绿色企业债券，可一定程度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融资难问题。
增加绿色金融吸引力
目前来看，一方面许多投资者对投资绿色项目和资产有兴趣，但由于企业没有公布环境信息，从而增加了投资者对绿色资产的“搜索成本”，信息不对称降低了绿色投资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即使可以获取企业或项目层面的环境信息，若没有持续、可信赖的绿色资产“贴标”，也会构成绿色投资的障碍。
鲁政委对第一财经记者称：“现在有一种说法，绿色债是‘情怀债’，很多投资者购买绿色金融产品是出于环境保护意识，收益却比不上其他投资。”
为了解决市场对于绿色资产认可度不高、对收益顾虑较多等现实问题，鲁政委建议，一方面可以让绿色债权获得优先受偿权，类似于资产证券化的优先级，这样可以降低银行发行绿色债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给贴绿标的资产更低的风险权重，因为绿色融资本身风险较低，规避了未来可能出现的环境和社会风险。
对金融业而言，如果能够把握住发展绿色金融的重要机遇，也将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从2015年到2020年，我国绿色发展的投资需求约为每年2.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政府的出资比例约占10%-15%，金融业担负着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绿色事业、填补绿色发展融资缺口的重任。此外，绿色产业的整合、绿色金融市场体系的健全完善也需要金融机构贡献智力资源。
陈雨露则提出，实践表明，声誉效应可以激励绿色投资。“一些绿色投资者，包括今年以来我国绿色债券发行人，在追求商业回报的同时也收获了良好的社会声誉。重视声誉、负责任的投资者正在增多。而在政策层面，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开展绿色投融资，也会得到积极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