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L型拐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日在澳门出席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时表示，进入第三季度，中国经济运行好于预期。
三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印证了总理的说法。
特别是PPI，以同比上涨0.1%终结了连续54个月以来的下降态势，2012年3月以来首度转正。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PPI转正一方面是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成效初步显现，另一方面是下半年一些大型项目落地带动了需求的增长，促使经济数据有了更为积极的好转。
国家统计局计划于后天(10月19日)公布今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目前多数机构预计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为6.7%，与二季度一致。一些经济学家近期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中国全年达到6.5%以上的经济增速完全可能。
供给侧改革见效
PPI54个月以来首度转正其实早有征兆。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梅在解读9月份CPI、PPI数据时表示，今年以来，在稳增长、去产能、去库存政策作用下，国内工业行业供需矛盾有所缓解，重点行业库存、销量均出现向好态势，加之国际市场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行情有所好转，国内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
钢铁及煤炭去产能发挥的作用十分突出。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10月13日表示，截至9月底，钢铁、煤炭两个行业退出产能均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量的80%以上。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相关企业的经营状况大幅改善。以钢铁行业为例，鞍钢股份2016年半年报显示，受益于钢材价格上涨，以及集团通过降低采购成本，降低生产成本，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亿元，同比增长93.55%;江西的方大萍钢经过一年的降本攻坚，8月份的利税总额达2.9亿元，同比增长177.8%。
“供给侧改革的成效已经逐渐显现。”胡迟对本报记者表示，去产能、调结构、产业转型都取得了一定效果，减少了无效供给，“需求端翘起来，也反映了市场对供给侧改革的乐观预期，市场对改革仍抱有很高的期望。”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助理刘哲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投资的领先指标，PPI持续改善并如期转正，对于企业家的信心和投资动力都有很好的提振作用，同时表明投资有望触底企稳。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10月16日在“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一旦可以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长，就能够创造就业，增加家庭收入，进而使得消费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在这种状况下，我想实现‘十三五’规划所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长，只要我们政策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少经济数据向好
显示经济向好的数据并不止于PPI。
与PPI同日公布的9月份CPI同比上涨1.9%，环比上涨0.7%。虽然同比涨幅已连续第4个月处于“1时代”，但比8月扩大0.6个百分点。
刘哲表示，受食品和能源价格企稳的影响，CPI结束了上季度的下行趋势，开始回升。剔除食品和能源等供给主导的影响因素，今年核心CPI一直呈现波动向上的趋势，9月环比上升0.1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的次高点。作为消费的领先指标，说明消费已经企稳，并且消费升级对于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已经开始显现。
国家统计局10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较8月持平为50.4，制造业保持平稳。官方制造业PMI在8月强劲反弹至荣枯线50以上之后，9月稳定在50.4。前三季度制造业月均PMI达50.2，高于二季度的50.1，且为近7个季度以来的峰值。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制造业生产和需求增长平稳，有阶段性趋稳的迹象，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铁路部门的数据则显示，今年9月23日~25日，全路连续3天装车达到13万车以上，创今年以来最高水平。根据交通部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全社会货运量增速回升，铁路月度货运量增速两年多来首次由负转正，高速公路货运量增长加快，快递业务量增速超过50%。
最近的就业数据也不错。李克强10月11日在澳门透露，9月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5%，为近年来首次。
李克强还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顶住内外压力，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不是靠“大水漫灌”的强刺激，而是依靠改革开放、积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的结果。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优势、回旋余地广阔，完全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积极数据之下，三季度经济企稳概率越来越大。多位经济学者及金融机构均预计，受财政政策、楼市炽热及外部需求较预期好等支持，三季度GDP将维持在6.7%左右。渣打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甚至预计，中国三季度GDP增长将由二季度的6.7%升至6.8%。
为企业去杠杆创造条件
在去产能取得不错效果后，降杠杆或成下阶段主要任务。
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在威胁中国中长期增长前景的挑战中，巨额的债务存量首当其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此前也对本报记者强调了其对于中企债务的担忧：“中企债务约占GDP的145%(2010年不足100%)，显著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同济大学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去年新晋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得主钟宁桦近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国有银行的放贷偏好或许是其背后主要的原因——在央行释放流动性后，国有银行为了规避风险，将资金源源不断地贷给了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外部融资约束最小的上市公司;反之，大部分企业并没有受惠于当下的货币政策。
钟宁桦表示，若要解决问题，必须果断地在低效的地方去杠杆。为此，需要持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关停并转”。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10日表示，为了积极稳妥实现降杠杆的目标，货币政策将松紧适度，要更加精准地把握货币信贷调控力度和节奏。
关于降杠杆和债转股会怎样影响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范一飞认为，在降杠杆过程中，由于企业兼并重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包括银行业加大不良资产处理力度等，这些都可能会减少存量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出现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下降并低于预期的情况。
“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以更准确地反映总量和结构上的变化。”范一飞说，由于债务结构优化、存量资产盘活，会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实际上相对慢一些的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也能够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
李克强则在上述部长级会议上表示，我们面临的杠杆率问题主要是非金融类企业杠杆率较高，这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短、还不成熟，居民储蓄倾向较强、居民储蓄率达50%以上，以及以银行为主的融资结构等密切相关。而且中国债务是以内债为主，外债占比小，触发债务风险的可能性也较小。
李克强表示，中国货币政策是稳健的，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比较高，虽然不良资产有所上升，但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风险弥补和损失吸收能力较强。
在目前经济短期企稳、不少企业有降杠杆需求的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进一步发力的可能性下降。不少分析认为，年内降准的概率仍然存在，但降息的概率总体已经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