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融资结构中近70%仍是银行贷款，市场利率中枢的抬升并不会显著提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招商证券宏观主管谢亚轩认为，一般来说，货币市场利率走升，企业债券发行利率、票据发行利率等直接融资工具确实将受到显著影响，但是，银行贷款这一间接融资方式受影响的幅度则较小，这意味着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高低仍受基准利率而非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与美国的最优贷款利率跟联邦基金利率挂钩不同，我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尚未形成有效的利率联动机制。虽然今年以来，MLF、逆回购、SLF等政策利率先后上调，但1年期的贷款基础利率（LPR）始终保持在4.3%的水平不变。“我国的贷款利率正是与LPR挂钩的，这也就意味着货币市场利率如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并不和银行贷款利率直接挂钩，因此，货币市场利率的走升不会直接传递至信贷市场。”
从外部因素来看，去年四季度以来，海外经济有所改善，特别是美联储在去年12月和今年3月两度加息，美国国债收益率带动全球收益率曲线上移。我国经济也出现一些回暖迹象。受内外双重因素叠加影响，货币市场利率走升。
从防风险的角度考虑，当前，货币政策如果过于宽松，显然不利于金融风险的防控。去年以来，部分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与此同时，金融机构信贷扩张动力较强，2016年银行贷款有大约四分之一投向了房地产领域，其中隐含的风险不言而喻。
回顾全球历史上多起金融风险事件，往往伴随着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信贷的过度扩张，进而引发资产泡沫甚至金融危机。因此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说，需要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说，大水漫灌对经济非常有害，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上升、资产价格泡沫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企业要‘三去一降一补’，如果货币政策太松，压力就不够。”
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在2014年底以来的多次降准降息之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持续保持低位。“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关键不在于货币市场，而是应该畅通企业融资渠道、畅通融资链条。”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认为，融资贵的问题与刚性兑付不无关系，这抬升了金融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也就抬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此外，企业的融资链条较长，许多金融机构为了规避监管，往往借助“通道”，每借用一次“通道”，就要多一项“通道费”，从而导致融资成本的抬升。她认为，改善这一现状，仍然有赖于包括金融监管改革在内的金融改革。
进一步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但也不能仅仅依赖货币政策。正如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所说：我们应重点强调结构性改革和长期的战略调整，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
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仍然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认为，供给侧的改善就是增长新动能的释放和结构的改善，就是价格扭曲的校正和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创造，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的提升。如此，则资金自然流向实体经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也将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