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压力、改革转型任务艰巨的背景下，确立万亿规模的减负“大目标”意义重大。当前，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正在发挥出显著效应，以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
万亿减负带来“真金白银”
“国家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至75%，极大增强了我们加大科研投入的热情和积极性。”浙江怡达快速电梯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杨惠丽高兴地说：“今年我们开发上线MES制造执行系统，在一线工人数量不变、生产管理人员减少一半的情况下，生产效率提升了两成!”
杨惠丽提到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提高，仅仅是今年以来国家出台的诸多减税降费新政策之一。
在减税方面，实施了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等6项政策;在降费方面，出台清理规范一批涉企收费，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推进网络提速降费，降低企业用能成本等政策。这些措施，每年可减轻企业负担约7180亿元。
6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政府性收费的政策措施，包括在工程建设领域进一步清理规范保证金;在能源领域清理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电价附加;取消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降低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水土保持补偿费等6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等。
“这些措施每年又可减轻企业负担约2830亿元，加上此前已确定的减税降费措施约7180亿元，每年合计减轻企业负担约10010亿元，实现全年减税降费1万亿元以上的目标。”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表示。
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一系列减负措施，显示出多管齐下助力企业降成本的政策目标。“今年出台的降成本政策发挥出明确而强烈的预期引导效应，通过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成本负担，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加大对企业技术挖潜改造和创新能力的支持力度，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减负1万亿元给企业带来的是制度红利和政策红利，也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程瑜说。
扎实措施推动红利兑现
要实现万亿元“大目标”，需要具体扎实措施的有效推进。今年以来，营改增继续深化实施。针对税率结构不合理、税收政策和征管措施不完善等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继续完善制造业、金融业、建筑业等行业增值税政策，优化税率结构等措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也出台了营改增补充政策。
同时，税务部门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任务，深入推进优化纳税服务，为企业“松绑”，为市场“腾位”，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解决纳税人办税过程中的堵点、痛点和难点问题，北京市国税局推出3类24项行动任务，北京市地税局制定25项“放管服”具体措施，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推进办税便利化改革，全面落实减税政策。
“今年，我局取消了全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及印花税代售许可，将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审批下放至区局。目前，仅保留对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核准、对纳税人延期申报核准等4项行政许可事项。”北京市地税局局长杨志强说。
今年推出的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等六大减税政策，使更多企业享受到减税红利。比如，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位于山东淄博博山区的汇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达到了22万元。“我们本来担心今年会超出优惠范围，但获知应纳税所得额提高了，这让我们企业可以继续轻装上阵。”公司负责人王勇说。
“现在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一个重要原因是收费种类繁多、标准不同、家底不清。”程瑜说。6月29日，财政部在其门户网站上集中公布了中央和省两级收费目录清单，打造全国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张网”。财政部明确，“一张网”之外的收费项目，一律不得执行。通过建立和实施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将依法合规设立的收费项目全部纳入清单并主动公开，给社会一本明白账，有助于从源头上防止各类乱收费、乱摊派。
各地也着力落实各项降费措施，确保收费目录清单执行到位。河北财政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河北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停征了2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了部分收费标准，取消2项政府性基金。经测算，该省共减轻企业负担近35亿元。
深化改革突破重点难点
减税降费持续推进，取得显著成果。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72元，同比减少0.04元;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费用为7.28元，同比减少0.32元。降成本促进了利润实现较快增长，1月至7月实现利润总额42481.2亿元，同比增长21.2%。
当然，万亿元目标实现过程还面临一些重点、难点问题，需要继续通过深化改革予以突破。
“在减税降费方面，需要权衡财政收支、防范财政风险。”程瑜表示，宏观层面应对减税降费政策做好预期管理，在年度预算编制和中长期财政规划中确定好减税降费规模;在微观层面，要在事中事后做好减税降费的政策评估，跟踪考察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时进行调整。
在很多专家看来，相比税负问题，更要重视“清费”的问题。“应围绕当前涉企收费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摸清底数、突出重点、分类规范、创新制度、部门协同、强化监管的原则，通过放开一批、取消一批、降低一批、规范一批，落实出台的惠企政策措施，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程瑜说。
当前，企业对行业协会乱收费反映较为强烈，国家多次强调要严查“红顶中介”违规收费。“要推进中介服务市场化改革，有序放开竞争性服务和收费。同时完善收费监管规则，推出一批制度性、管长远、见实效的清费举措，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程瑜说。
“继续推进减轻企业负担是促转型的关键环节。”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何代欣认为，企业负担重的原因很多，归根结底还是没有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因此应该继续加强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有序调整。
企业自身的努力也不容忽视。“降低政府税费是必要的，但降成本最终需落脚到增强企业内生动力上来，根本路径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激励机制，让企业发挥其作为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程瑜表示。(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